17年前那个难忘的春天

17年前的2003年春天,我和同事正在北京出差。一天晚上,领导突然打电话来,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告诉领导己经订好机票,明天就回去。由于工作性质,领导从来不过问我们的行程。此次领导为何突然关心我们来?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北京已经发现非典疫情(即肺炎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我们领导从内部渠道得知疫情后才急忙打电话叫我们回来。

当时新闻报道了香港“淘大花园”公寓E座,一幢楼有100多个人被感染非典。有传言说,淘大花园每天都有人死,香港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内地重灾区是广州及周边地市。直至4月上旬,我们能看到的新闻还是比较乐观,所以戴口罩的人不多。

4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质疑某些人说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宣布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原定于5月1日开始的五一“黄金周”暂停施行。北京多所高校宣布停课。5月18日,全国累计确诊非典4698例,其中2434例在北京。

首例住院的非典病人是在深圳打工的河源市人黄杏初。2002年12月5日或6日,黄杏初感觉不舒服,就像是风寒感冒,于是到附近的诊所看病。16日晚上10点多钟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第二天病情加剧,呼吸困难,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杏初是世界首例非典发病后住院的病人。不久后中山市同时出现了几起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病例。2002年12月非典在广州市最早爆发时,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以免引起民众恐慌。到12月底,关于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流传。截止到2003年2月9日,广州市已经有一百多例病,其中有不少是医护人员,在广州有2例死亡。此时国家卫生部对广东发生的病例开始关注,派出由马晓伟副部长率领的专家组于2月9日下午飞抵广州协助查找病因,指导防治工作。

3月15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了香港返京的疑似患者李某。李某后来被称为北京毒王,也就是钟南山院士说的“超级传播者”。由于最初并不了解非典病情,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人民医院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3月17日,李某被转至东直门医院,结果一周之内,东直门医院急诊科11位参与过救治的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急诊科主任和一名护士殉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和一名护士殉职。

4月上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的曹教授到附近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病后感染。之后,曹教授又到北医三院求治。同样,由于缺乏对非典的了解,被误诊为普通高烧,又造成北医三院部分医护人员感染。10个小时后,曹教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很快,曹教授的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6人先后发烧入院;在曹教授儿子工作的中财后勤集团,6位员工相继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住户中十几人纷纷中招,一位小区电梯工也未能幸免。后来其中两人死亡。

与中央财经大学一路之隔的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大),一个男生孙某因为感冒,多次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病。4月17日,孙某确诊非典。4月18日,孙某同宿舍和隔壁宿舍的同学开始出现集体发热现象。到4月19日,与孙某并没有密切接触的同楼12层一个宿舍出现发烧症状。

当时还没有移动互联网,消息通过一部部老式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手机迅速在北京高校弥漫开来。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个叫“天井”的地方,是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并不了解非典病毒的他们,只能被迫在这样的条件下,接收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其中包括因为非典发热的,也包括其他普通患者。医生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戴着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甚至连口罩,都没有,急诊科的护士要不来口罩,只能把用过的口罩用大锅蒸了再给大家用。最终,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看了8363个病人,全院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62人中24人感染,2人殉职。在没有接诊、防护和隔离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就靠着血肉之躯,坚守到了最后一刻。直到4月23日,在医护人员大面积的感染和隔离后,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第一次全院关门停诊,整体隔离。非典之后,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人民医院院长在记者采访时声泪俱下、悲痛欲绝的场面。

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报,医护人员过度疲劳晕倒,医护人员感染,医护人员殉职。但是,依然有很多医护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申请加入到一线的“战斗”中去。那时候电视上经常播报医护人员的遗书。

最后因非典死亡的349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医护人员,感染者更多。

为了容纳更多的非典患者,小汤山医院在七天之内拔地而起。小汤山医院在昌平,原本是一座疗养院,离最近的居民点500米,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京密引水渠在小汤山疗养院北面4公里,污水可经专门处理,不会影响北京市水源。

2003年5月2日凌晨,一辆辆救护车载着来自北京各医院的非典患者,驶入小汤山医院。在此之前,来自全国各军区的医护人员,已经提前进驻了。这些精兵强将,给北京已经持续多日疲惫不堪的医护队伍,注入了新的力量。

就在大家都在想,这个病到底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能研制出特效药的时候,它自己悄无声息地撤退了。

很多人觉得,非典是治好的。其实不是。是病毒不喜欢炎热天气,自己走了。

2003年6月10日,北京连续三天保持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既往确诊病例转为疑似病例数均为零的“四零”纪录。

2003年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在短短51天里,这座全国最大的非典定点收治医院完成了从组建、运转到关闭的全过程。

学校复课,企业复工。非典就这样突然地来,又突然地走了。

确切地说,我们并没有战胜非典。它带来的伤害,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因为当时并没有特效药,抗生素对非典病毒无效(和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类似),为了抢救生命,激素类药物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被人称为“不死的癌症”。留给非典“幸存者”的,是伴随一生的痛苦,和持续的身心双重打击。

2003年,一对感染了非典的夫妇从哈尔滨来北京看望方渤一家,结果方渤夫妇以及女儿女婿均被感染。方渤的妻子和妻姐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病逝。非典痊愈六月后,方渤被诊断为骨坏死。2005 年和 2006 年他分别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之后,他的双肩和双膝也陆续出现骨坏死。方渤说:“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 方渤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会突然哭起来。

还有很多患者,呼吸系统留下了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肺纤维化。

很多人因为严重的后遗症,失去了工作能力,生活条件很差。重度抑郁症、狂躁症、自闭、敏感、焦虑,渐渐成为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的常态。

对目前疫情仍然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非典。或者说,他们并不了解非典。虽然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与非典疫情不能等同,但是看完上面这些内容,谁敢说没有一点借鉴意义?

(本文数字及部分内容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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